《比悲伤更悲伤的故事》票房接近10亿，《“大”人物》以小博大、成为年初令人眼前一亮的犯罪动作片，《一吻定情》顶着前面8个版本的压力依旧有观众说看不腻，连翻拍法国短片的印度电影《调音师》，都取得了3亿多的票房成绩......

尽管风格迥异，这些电影的共通之处都是改编翻拍自国外的影视IP。成功案例不少，比如去年火爆暑期档的《西虹市首富》；但踩雷的更多，有时大导演也会栽在海外经典本土化的水土不服里。

关于海外IP如何本土化落地，我们采访到了影视圈金牌编剧搭档于淼和李潇。此前他们曾创作出《好先生》、《情圣》系列、《来电狂响》等诸多优秀的影视作品。由电视剧跨界到电影，接连两部电影作品都揽获超6亿票房，是影视翻拍难得的成功案例，于淼还通过执导《来电狂响》完成了从编剧到导演的职业转身。

（于淼）

（李潇）

Part1 大IP才能出爆款？做好故事的初心很重要

如何挑选一个海外IP？“其实很多东西是本能，”于淼表示。目前很多片方和创作者会根据市场风向投观众所好，包括挑选海外IP时也会就着知名IP来，但在于淼和李潇看来，寻找适合中国观众的故事比押中爆款更重要。

“改编不要老想着拿过来就能用，这是很大的误区。我们看过国外原片拍得特别牛逼的，但如果改编下来只是把故事重复一遍，意义就不大。”

对每位电影创作者而言，个人意志与观众需求仿佛走钢丝平衡器的两端。于淼和李潇有时候也会困惑看不懂观众，“在试图了解的过程中一次次失败，然后就想我们还是先写好自己认可的故事吧”。于淼觉得，“在做观众下沉这件事上，有时会在作品里增加一些笑料和包袱，把情节改得更贴近生活、更落地一些，尽量不去做特别高概念或者说教式的东西。”

比如2016年上映的《情圣》改编自80年代的美国电影《红衣女郎》，更早的故事版本则来自1976年一部法国电影《大象骗人》，讲述的都是事业有成的广告公司老板，在停车场目睹红衣女郎而意乱情迷的故事。

虽然是老电影，但夫妻多年貌合神离，生活缺乏新的刺激这种现象，在如今中国社会家庭中尤为普遍，结婚多年的人都能感同身受，这也是促使于淼和李潇想要改编的原因。将男性的中年危机通过喜剧方式外化为一场由性幻想引发的闹剧，中国版《情圣》保留了原版的基础人设，但通过改编让故事走向更符合中国观众接受的情感观。

Part2：海外IP本土化：在取舍间找到中国观众的同理心

在于淼与李潇看来，拿到一个外国故事，最吸引人的往往是一组人物关系或者故事内核，在中国可以找到相似的情境，让观众产生同理心：因为类似的人物性格或经历引发共鸣，人们会将自我代入电影中的角色，从而更沉浸在故事里。

李潇第一次看意大利电影《完美陌生人》时，就觉得太适合改成中国故事了。手机里隐藏的众多秘密由一顿晚饭中的游戏揭开，科技日新月异带来的是通讯便利，还是反而疏远了亲密关系？在如今遍地低头族的中国社会尤其值得反思。

《来电狂响》由《完美陌生人》改编而成，其中乔杉与霍思燕饰演的小老板夫妇与原作差异很大。原作中这对夫妻的矛盾更为复杂，有车祸顶罪的愧疚，也有多年婚姻的厌倦，但平移到中国社会时观众不太容易理解，也就造成了原版电影在国内的票房寥寥。

“原作里的每一对夫妻都处于中产阶级，可能就出租车司机经济状况稍微低一点，”李潇解释道。“我们想如果落地成中国故事，需要每个人在中国社会阶层都有代表性，让观众稍微看到一点自己的影子。”

因此于淼和李潇在改编时，将乔杉夫妇的关系改得更具烟火气：婆媳矛盾、子女教育冲突、低头看手机把对方当背景板，为生活里鸡毛蒜皮的小事吵架，这几乎是每对夫妻都熟悉的情景。相比之下，田雨与代乐乐饰演的知识分子夫妻则存在更多留白，并未具体呈现两人之间的矛盾，留给观众意会的空间。

“乔杉那对放在中国情境下，会产生更大的戏剧冲突。我听过无数次身边结了婚的朋友会抱怨，自己老公或老婆天天刷抖音逛淘宝，其实就是夫妻生活中常年看不到彼此，对你而言，他只是和你并肩坐到沙发上看电视的人，”李潇坦言。“我们会把这些点记住，将中国观众能够感同身受的问题放在电影里。”

放大到整个故事层面，电影中反映的都市生活与科技通讯关系，欲望与谎言等人性本能的探讨等，也具有普世价值。在表现手法上，通过喜剧等观众喜闻乐见的方式，将故事内核包裹其中，是于淼和李潇擅长的创作。

因此无论是出于东西方文化差异，还是外国人物性格和行事逻辑需要进行颠覆式的调整，都让《来电狂响》在众多国家的翻拍版本里，是改动最大的一版。

“这就像有一个非常漂亮的容器装的是红酒、白葡萄酒，而我们把它装上中国的粮食酒、白酒，”李潇打了个比喻。“故事的生发点在于人，所以改编时要从人身上出发，变成生活在我们身边的人甚至我们自己，那么围绕人发生的故事和细节也会发生改变。”

Part3：80年代冷门小说重返大银幕，但如何突破日本IP的改编难题？

当谈到接下来有什么工作计划时，于淼和李潇透露他们将改编一部非常冷门的作品：《遊びの時間は終らない》（游戏永无结束时）。

这部1991年的日本电影，在中国几乎没有人听说过，“连字幕都没有，”于淼笑起来。“一开始制片人拿着项目来征求李潇的改编意见，我在外屋写东西时听了一耳朵，就觉得这小说和电影特别有意思，职场里的‘轴’人也是在当下非常有时效性的话题。”

电影由都井邦彦创作的同名小说改编而成，讲述了一位工作认真负责的模范警察，在银行抢劫演习中接到扮演劫匪的任务，由于过于认真执行而闹出种种意外，喜剧冲突不断。

在于淼看来，这个故事放在中国社会可能比在日本更有意义，“我们大家从小就被教育说你脑子要特别变通，要知道利用身边的关系，懂得成功的捷径，但其实这不是生活的常态。或者说，这个世界恰恰因为有一丝不苟的人，其他人才可以享受相对自由的生活，这些少数派的精神值得被拿出来讨论。”

快节奏高效率的生活，似乎已经让大多数中国人习以为常：在996工作制里日复一日，过马路闯红灯，吃饭叫外卖打无数通电话催单，信奉凡事可以速成......在这样的社会里，匠人精神很稀缺，阿甘式人物会被认为是傻子而遭到排挤。

“我们认为正确的价值观是不是不对的？我们眼中的怪咖，有没有可能反倒掌握了真理？这是做这部片子的内核。”于淼坦言，相比日韩等电影与中国电影主流价值观趋同，日本特殊的价值体系与思维逻辑让他们的IP通常很难改编。

“所以在保留精神内核的情况下要舍得改，从人物性格到对事情的处事方式都不一样。有些电影改的没有那么大刀阔斧，大家就会觉得自己在看一堆中国人演的外国故事。”

但取得改编版权的过程，远比想象中波折。虽然韩国也曾得到该作品的韩语电影改编授权，并在2007年上映了韩语电影《率性而活》，然而要获得中文版翻拍权，还是只能得到原小说作家都井邦彦和日本版电影编剧斉藤ひろし的授权才行。小说是三十多年前创作的，作者都井邦彦如今已经是白发苍苍的老先生，基本处于隐退状态，而且不会使用电脑和智能手机，连日本出版社都无法联系上。

几番周折后，终于通过其他渠道与原作者取得了联系，并获得了该作品中文电影的独家授权。据了解，目前这个IP已经进入到剧本创作阶段。

Part4：改编是门“学我者生，像我者死”的学问

在于淼和李潇看来，改编远非人们想象中是件事半功倍的事情，反而容易吃力不讨好。首先经典IP珠玉在前，所有后来者都不自觉地矮了一头；而原作品本身又已经是架构和脉络成熟的闭环，想要打破平衡，将其嫁接进新的事物难免牵一发而动全身。

“如果说普通电影是漫谈，那改编就是命题作文：一百个人写同样的主题，你怎么能保证你写的比他就牛逼呢？”于淼形容IP改编翻拍，就好比把一棵树上的硕果摘下来重新生长的过程，“我们最早做改编的时候也会想，哎呀这个情节太好了，给它保留了吧，但实际效果未见得如此。翻拍的很多电影都有年代了，价值观，运用的表现手段都已经不被现在人理解。你在重新写这个故事时，要赋予它更大的可能性。”

在原有基础上挑出想要的东西来，其他所有东西全部要拆散重做，这是于淼做改编的思路。“齐白石说过一句话：学我者生，像我者死。学习和模仿经典是一开始都会经历的过程，例如韩国在2000年左右涌现出一大批优秀影视作品，很多都是改编自欧美IP；但经过这一阶段的厚积薄发，韩国电影在之后的几年迎来了自己的成长，随后才进入原创阶段。但如果你只停留在模仿和像的阶段，那永远都不会成功。”

这让人联想到《笑傲江湖》里令狐冲学独孤九剑重在一个悟字，融会贯通后又尽数忘记招式，才能真正的“以无招胜有招”。于淼觉得这也是IP本土化时的奥义，“有样学样是必经的过程，但不能一味照搬COPY，而是把这些东西变成自己的本能，才能见招拆招。”